1.2自始至终就想成为一个高尚的肿瘤医生

　　癌症“黑洞”究竟是什么，里面都包含着怎样的东西?1988年我从协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1990年我凭自己的勤奋和成就，收到了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医学院的博士后研究邀请，辞去原本待遇丰厚的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孤注一掷远赴大洋彼岸寻求攻克癌魔的方法，希望再深入一点去探索癌症“黑洞”，找到那束阳光，实现自己追求的梦想。

　　没有其他的追求，也不想追求那些虚的荣耀与头衔，我就想成为一个高尚的肿瘤医生，为人类攻克癌症“黑洞”做一点贡献。

　　到美国学习，因为受到了导师斯奈尔·金(Sinil Kims)的影响，向他学习缓释库这个概念及应用方法。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缺少许多知识，急需充实自己，特别是分子生物知识。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虽然基础不错，但医学大学生主要以生物、生化等比较基础的学科为主，授课时间比较短，内容比较浅显，是以临床方面知识为主，大学毕业做住院医生是完全可以胜任，但是做研究工作就差得太远了。

　　读研究生时，自己的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当年，考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非常小，专业分得很细。在国内，我的研究方向是核医学、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显像、淋巴结显像剂等。

　　到了美国，研究方向变了，知识就有些不太够用了。跟着导师做过几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确实填补了我的短板。在分子生物学的大潮中，至少我不说外行话了，至少我更能理解生物治疗中的关键点及相关的联系了。

　　我很注意参加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各种学术会议、讲座，有些讲座可能完全与我的研究无关，我也一样参加，为的是受受启发，看看能否找到我感兴趣的内容，尤其是癌症治疗方面的新点子或新思路。学术会也多数与我的目的相差甚远，我只是听听，当作练英语，当作休息，这些学术讲座会都备有饮料及小吃，我就当作休闲。

　　索尔克生物研究所是坐落在加州南部拉霍亚的一个独立非营利科学研究机构。它于1960年由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创立，创始者中有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1962年研究所正式投入运行。这所研究所是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成果最多、质量最高的研究机构之一。在中国知道的人很少，多数人知道哈佛医学院。2004年，《时代高等教育》增刊将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列为世界第一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2006年，《科学观察》将其列为神经科学和行为学领域全球第一的研究所。路易·康是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设计者，在美国现代建筑师中，路易·康在建筑学上的地位相当高。他在1901年2月20日生于爱沙尼亚的萨拉马岛，1905年随父母移居美国费城，1924年毕业于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器晚成的他五十多岁时才真正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建筑作品通常是在质朴中呈现出永恒和典雅，他阐述了建筑应该怎样在反映人类对本质的思考过程中创造的奇迹;他提到的光明与阴影，与他在建筑作品中善于把握光的作用一样，都启发着人们对存在和哲理的思考。

　　这样一些学术讲座在索尔克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几乎天天有，多数是基础的分子生物学，无临床应用价值。当然基础研究是科学家的兴趣与爱好，也是生物学家赖以生存的工具，为了能晋升，为了能争取科研经费，他们需要发表文章，需要写研究经费申请报告，他们一生花在写经费申请报告的时间，约占职业生涯的一半，然而，拿到经费的概率只有10%，甚至更少。

　　这些科学家拼命干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经费，用于研究和生活。哪里有项目招标，哪里就有科学家的身影，为了争取到资金，拼命地思考出标新立异的项目，并设想着种种可能的答案，而一些药企或大商人会选择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慷慨解囊，赞助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某些研究。各种各样的奖项，刺激着他们去申请，而药企或大商人拿出的这些钱，在美国还可以避税或减税。因此多数不是为了兴趣，只是为了生存。

　　多数的哲学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Ph.D.)的工资，不像临床医学博士(Doctor of Medicine，M.D.)的工资那么高，因为这些临床医学博士可以一边做医生，一边做研究，他们主要出于兴趣，为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寻找答案，寻找解决的方案，这也是我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方式。在美国，这种医生社会地位较高，工资待遇较高。

　　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学医，到了美国，有的人会去读哲学博士，目的是通过读哲学博士提高英语交流能力，同时有个学生身份在美国可以合法居留，有的人选择考美国的行医执照。在美国，临床医学博士一般都有行医执照，你考过执照，做完实习医生，就可以当医生。相比较而言在国内读了硕士、博士的人好像吃了大亏，其实没吃亏，打的基础好了，进步快，适应快。

　　我见过不少的中国医学学士，到了美国后干得很好，当然，一开始也是费了不少劲，克服了不少困难，有的人还通过自学来补课。

　　延安老兄就是其中一个，他没有研究生的经历，后来考取了行医执照，在美国就是当然的临床医学博士。我的中国朋友毛利(Mao Li)也很优秀，在著名的安德森肿瘤中心(M.D. Anderson肿瘤中心创建于1941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癌症研究中心之一)当了教授，没有考行医执照，也是临床医学博士，也没有国内外研究生的经历。近年他又去了美国马里兰的一家口腔医学院当了系主任，为中国人争了光，如按国内的观点，他确实没有得过博士学位，但美国承认了他，又当了不同级别的教授，就是当然的临床医学博士。

　　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或加冠于副(Adjunct)之类，条件之一是具有哲学博士或临床医学博士或同等学力，只要你在美国干得好，就能得到承认，这就是美国。这些人回国了，国内的观点与美国有所不同，那属于国情问题，不是个人能主宰的，我觉得，承认与否无关紧要，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了。

　　像我就是这样，在美国得到了承认。回国了就按国内的规矩办，也没有问题。

　　在美国的研究室，我努力工作着，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有时半夜睡不着，就到实验室搞研究，时常错过吃饭时间，饿了就随便找点吃的。就这样，两年很快过去了。

　　1992年，我有幸在世界著名的索尔克做博士后研究。在这个研究所里，我如鱼得水，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我的科研成果于1994年曾得到美国陆军医学研究开发署(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mand)科学前途发展奖16万美元，当时我们实验室的十几个博士后中，就我跟另一个中国人得到这笔经费，一时惊呆他人，我俩都没有哲学博士。同时我也是首席科学家(Principle Investigator，PI)，同时还被聘为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同年被破格聘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助理教授。

　　在美国站住脚后，在肿瘤的临床治疗及药物载体研究上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6年，在第89届世界癌症年会上，我提出的“用肿瘤自身作为抗癌药物‘缓释库’”的概念，在美国医学界引起极大轰动，也促使我为之奋斗终生，并取得了一定荣誉和相应的地位，美国政府破例为我办理了绿卡，美国癌症研究学会也吸收我为会员。

　　虽然在美国取得了初步成功，当年活得也算自在，但我一直感到自己身在美国，心在中国，因为祖国是我肿瘤研究起步的地方，我特别想回到中国，圆自己的抗癌梦。

　　我要用自己的技术造福人民，对此我充满了自信，因为我已经掌握了独到的肿瘤治疗技术。祖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有好几位国家领导人在接见留美学生时，都热切鼓励大家回国创业，我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烈的创业愿望和归属感——回到中国干自己的事。

　　15年前，在中国大部分人绞尽脑汁要移民国外的时候，我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回到山东，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家乡，在离县城还有二里路的农田里，建起了自己的肿瘤医院，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无先例的创举。有些记者听到以后顿觉不可思议，前去采访。

　　我没有辜负社会各界的厚爱和患者们的企盼，2004年至2007年三年间，我的“缓释库疗法”先后获得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国家发明专利，众多患者接受该疗法治疗后重获新生。

　　十五年来，国内外近三万名患者慕名而来,治疗效果显著，更可喜的是，部分肝癌病人甚至活过十年有余。攻克癌症，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没有做到，中国的大医院也没有做到，我也没有做到。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我为癌症患者减少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活质量。事实也证明我的理念是对的，我的方法是科学的。

　　随着时代、环境和地位的不断变化，我对事业的追求在不断地深化和提升，始终不变的是，我想成为一名高尚的肿瘤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