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济南市，但是幼年济南的生活经历在我脑海里记忆甚少。上小学时正处在“文革”时期，那时的济南比较乱，学生不用学习，可以随便逃学，整天就是玩。当时我们家住在槐荫区，周围邻居都是普通百姓，街坊之间很亲热。我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的，整天和小朋友们玩在一起，小学什么也没学到，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诵，大字不识200个。

　　1966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一家人从济南下放到泰安市东平县夏谢村四大队，这一年，我8岁。父亲带着一家五口人，落魄地回到了老家东平，匆忙间，村里没有房子住，只能暂时栖居在极其简陋的棚屋里，说实话，就是一个牛棚，连牛粪的味道还在。

　　尽管当时我只有8岁，亲身经历过父亲挨批，看到自己身边的玩伴一哄而散，像躲鬼子一样躲着自己的场面，多少已经品出了一点苦难的味道，回到了农村，就多了一份胆怯。

　　但夏谢村村民是淳朴的。乡亲们帮着收拾房子，帮着垒厕所，凑来玉米面做窝头，还细心地教我们一家人如何种地。渐渐地，我就不再胆怯了，反而觉得，在农村比在城里要自在得多。

　　但那个年月的艰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体味到的。我的父母不懂农活，两个人加起来才挣一个整劳动力的工分，自留地种得更是一塌糊涂——8分地，一年两季，还收不了200斤庄稼。秋后队里分粮，因为工分挣得少，一家五口人只分到了9斤麦子。

　　好在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分完粮后的一天，济南方面忽然有消息来，要我们回济南。当时的政治气候动荡不定，不要说幼小的我对这一切弄不明白，就连父亲也弄不明白，一会儿赶回农村，一会儿又招回济南，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再次回到济南，学校仍然整天在搞运动，老师不好好教书，学生不好好上课，我就又开始了逃学。

　　1970年，不知何故，再一次被遣返，我们再次被赶回东平夏谢村。从此，我的父母就再也没有离开那里，直至终老。

　　第二次返乡，我们就完全在农村落户了——东平县接山乡夏谢村第四大队，父母亲成了真正的农民，而我就是农民的儿子。虽然有了一段在农村务农的经历，但父母依然无从适应，依然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依然只能分到很少的细粮。后来父亲拼命做工，终于成了整劳动力，毕竟是有一身功夫。年复一年，我们家的饭桌上总是老三样：地瓜、窝头、棒子面粥。时间长了，姐妹们有些抱怨，姐姐甚至拒绝吃那不好吃的饭，但我却不吱声，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已经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何为苦?吃穿都是问题。幼小的心灵里已经埋下了奋斗的种子。

　　逢周六、周日或放学后，第八小队的谢队长必叫我下地干活。为了喝上一碗稠糊粥，全小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都要干活，不敢不响应。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被逮着下地干活，村队里有一口钟，到点他必去敲，简直是要命啊。秋季的活又多又累，我常被派到农田里看坡，晚上要自己搭一个临时的草棚住，晚饭也要自己用玉米秸烧地瓜吃，喝水要去小河沟打一点喝。如果是两个人还好，可以作个伴，要是一个人在田地里就很害怕，夜间会有野生动物出没。常常因为队里派的活我不愿意干，还和生产队的谢队长吵过架，他总是以“你成分不好”来压我，我很生气：“父亲是‘反革命’，但我不是，我是革命的。”那时毛泽东主席都说，讲成分，不唯成分论。我很会活学活用，其实，那也是自己的诸多不理解、不满意的一种情绪表达。但在真正的干活过程中还是蛮愉快的，于家的老少爷们儿对我不错，乡亲们也看得起我，这也逼得我不服输，总能干好任何农活。我们也能玩在一起，打打闹闹。

　　第二次回到农村时，我正上小学五年级下学期。由于几次转学，自己很不适应，学习根本跟不上进度，还逃过几次学，即使逃到村外也没有意思，放眼望去全是庄稼，乡亲们都笑话我逃学。“文革”期间，农村受到影响较少，学生们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课。在我幼小的心里，认为逃学是个正常的事，在济南不就经常逃学吗?可是在农村，逃学就成了大事了，农村的孩子从来没有逃学的。由于农村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逃学还不如下地干活，渐渐我对逃学也就没有兴趣了。

　　上初中后，我开始知道学习了，成绩也就很快上升了，不知不觉就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数学、化学和物理在班上都是名列前茅，课堂上老师出难题，在同学回答不上来的时候，老师总是让我回答，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回答正确。我成了一名好学生，重要的是，老师和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

　　在农村这段时间里，交了很多农村朋友，他们是那样的朴实、能干、肯吃苦。虽然父母是被遣返回乡，但乡亲们仍然非常尊重他们，我也就跟着沾光了。父亲的辈分高，同龄的小朋友们看见我有的叫我叔，有的喊我爷。叫我叔的有于运福、于运平、狗蛋、臭水、憨二，一般都是于家本族或是于家的近戚或远亲。

　　每天我和小朋友们一块上学，一块下地干活，偶尔我们还一起到村东的小河里游泳，在单调的农村，这是一种乐趣。在田里，我们还经常嬉笑打闹，有一次真的打了起来，从小练过武的我，把他们几个都打倒在地，他们就更佩服我了。

　　父亲是武术高手，回到农村后经常教小朋友们练功夫，还教了几个成年人，高玉章就是其中一个，父亲教授武术是免费的，他们也帮父亲干点农活。还有人从济南大老远赶来，找我父亲学武术，我这才知道，父亲的武功的确小有名气。

　　我的朋友中还有高峰、高兴江、高兴华，我曾为他们家看管过房子，那是村外的一座新盖房子。那时我家很小，牛棚能大到哪去，家里人口又多，几乎住不下，我就干脆住在高兴江家村外西头的房子里。说是让我看管房子，其实人家就是给了我一个方便，解决了我们家的困难。晚上在那里我可以看看书，那时的农村没有电灯，点盏小煤油灯，书要靠近油灯才能看清，等到第二天就会发现，满鼻子都是黑灰。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们始终是好朋友，仍然保持着联系，经常一起吃饭一块喝酒，聊聊农村的生活。

　　我的初中是在村里上的。那时母亲得了宫颈癌，我用农村的地排车拉她到公社医院看病。到医院一看，医生就告诉我可能是癌症，我几乎就要崩溃了，我害怕癌症夺去母亲性命，因为那是绝症啊。我第二天就拉着母亲到了济南，找已经在济南工作的大姐，继续为母亲看病。对于癌症的恨就源于那个时候。

　　父亲与我和姊妹三人仍留在村里劳动，在村里上学，妹妹于保荣常常因家务活干不完而耽误上学，如喂猪，迟到早退是常有的事，以至于误了她的学习，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也养成了勤劳吃苦能干的性格。

　　全家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年，1973年我被大队批准到接山公社的中学(四中)考高中。同级的表哥尹成鹏却因舅舅是“历史反革命”被迫放弃考高中。其实他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再加上父亲成分也不好，就两个“历史反革命”了。我被批准考试，这源于大队里的干部对我的看法很好，我的表现很不错，积极参加各种大队活动，大队的文艺演出我都积极参加排练，业余时间就干农活，很能干能吃苦。事在人为，是家里老人常说的话，这话很在理，能有机会参加考高中，我算是很幸运了。

　　连考两天，考上了高中(百分之三十的录取率)，家里穷，加上母亲有病，实在拿不起学费，父亲一度不想让我上高中。可我很坚定，坚持要上学，后来父亲看我那么爱读书，能考上高中也不容易，就卖掉了家里的一些粮食，换来几元钱，才使我交上了学费，圆了高中梦。上高中要住校，那时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大包生地瓜。要吃饭时，我就在食堂里把地瓜蒸煮熟了，蘸点盐，冲一杯开水，这几乎就是我每天的饭。

　　高中有个同班同学叫于桂英，辈分小，叫我爷爷，因为和我很要好，一些男同学常常拿她取笑，让她喊我爷爷。她家生活要好得多，有时她就把自己的饭拿给我吃，我当然是人穷志不短，表现得很像个男子汉，拒绝了人家的好意。

　　由于“文革”后期落实政策，我和我姐成了上山下乡的回乡知识青年，在县里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有名册登记。当时县里经常发放书籍杂志，有关于知青的故事，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有一些新资料，每一本我都认真地读。因为书籍是邮寄到我们学校的，我就有别于其他的同学，同学们很是羡慕，“县里还给他寄资料和书”，为此，让我也有了自豪感。

　　上高中的时候赶上了“批林批孔”，学校常常组织下乡干活。后来又出了一个张铁生交白卷，造反有理，学校的学习秩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我非常喜爱学习，特别感兴趣的是物理、化学、数学。按说回乡知识青年就应当在农村干活，但我是一个另类，我在此期间一直在东平四中学习，这也算是知青史上的一个特例吧。有一年知青们都到县里开会，我也参加了，县长接待我们，县里的广播站通过广播向全县播报了这一新闻，在那个年代，这也让我引以自豪。

　　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我就成了被教育的下一代(当年被简称为“可教子女”)，但我不甘心，积极要求进步。在高中时我入了团，成了一名共青团员。说起来，这事还差一点就黄了。记得宣誓前，老师发现了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他没有声张，高抬贵手让我过了这一关，那时的“可教子女”很少有入团的，这要经过党委的批准呀，可见，我在老师眼里，是一名优秀学生。

　　学校里很多同学是我的好朋友，上一届和下一届的都有，包括当时公社书记的儿子郑民、社长的儿子司建刚、尹成海等等，他们不管我身份的特殊和家庭的穷富，就认为于保法是好同学、好朋友，于保法身上有吸引力，很多同学都愿意围着我转。

　　高中刚毕业，父亲生病了，不明原因的高烧不退，在公社医院住院，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苍蝇蚊子满病房飞。虽然我年纪不大，却非常懂事，家里除了父亲，就我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父亲病了，我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打理起来。陪父亲在医院住院，和医生护士关系处得很好。有一位刚毕业分来的年轻贾医生人很好，和我很能谈得来，他说父亲最好用白霉素，这种药医院没有，我几乎跑遍泰安，但没买到，就到济南找大姐，大姐为父亲买来了白霉素。这期间父亲患有尿潴留，外科医生为父亲手术引流，那时的医疗水平实在是差，站在门外都能听到父亲一声声的“哎呀”，我的心也随着阵阵发紧，隐隐作痛。那时外科大夫水平也有限，麻醉水平也很低。

　　家里摊上两个病人，原本家境就不富裕，更是雪上加霜了，还好那时有农村合作医疗，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钱。一天，我们村的大队会计来公社医院办事，不知他跟医院的人说了什么，医院就改变了态度：“‘历史反革命’分子，不能享受合作医疗的待遇。”

　　我就找人说理：“‘反革命分子’也是人，我们也交了农村合作医疗费用，再说是历史问题，又不是现行反革命。”

　　“人都要死了，革命与反革命还成什么要紧的问题，再说，一开始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时候也没说清楚，也没有明文规定‘反革命’不能参加合作医疗。”

　　那时高中毕业的我，已经能说个理了，革命的理论水平也相当可以：“毛主席还号召给予生活的出路呢，你们这般对待我的父亲，是很不公平的。”

　　正当我四处求人的时候，父亲病情加重，心脏衰竭没救了，撒手人寰。父亲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他带着终生遗憾、许多不舍离我们而去了，好在父亲的医疗费最终还是按着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手续给办理了。遗体告别时，我哭得几乎昏过去。

　　由于我是回乡知青，毛主席号召要给“可教子女”出路，招生、招工都有一定的名额，用于体现党的宽大政策，那时的政府按政策办事的原则性很强。1973年我二姐于保华，因为东平县师范扩招，她有幸上了东平师范，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件大事了，是沾了回乡知青的光。

　　我高中毕业就回村里劳动，公社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阿姨，对我比较欣赏，也有同情的原因吧。我为人很好，父亲又不在人世，她来过村里看我，有好几次发给我救济款，记得每次都有20多元，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不仅可以维持家里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支持了我，温暖了我，这比什么都重要。县里有了招工机会，主任阿姨就让我去报名，结果分配到了东平县饮食服务公司的第二理发店，她跟我说：“孩子，你别挑，先干着，以后再说。”我在农村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记得还写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一天的劳动虽然脏累，但却净化了我的心灵。”写归写，在内心深处还是想尽快进城参加工作。

　　当了理发工人，成天与县里的工作人员打交道，也算吃国库粮了。在那时，吃国库粮就是高人一等，可以与县委书记见面和聊天，只要吃国库粮，就是一个级别，那时风气也正，虽然在提干和重用上，像我这样的“可教子女”与别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可在百姓的眼中我也算是一步登天了。

　　理发尽管不是我爱好的工作，但先干着，有个饭碗可以养活自己，也可以补贴家用。在工作的闲暇，我就看看数理化、无线电、收音机维修等书籍。有一天来了一位领导，县党校侯校长，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等待我的师傅，他是我师傅的常客。我上前跟他说：“我给您理吧。”他顿了一会儿，说：“好，年轻人，你理吧。”毕竟刚学，水平有限，加上他是大干部，我心里也有点紧张，手心都出了汗，终于理完了，校长照着镜子一看，后脑勺头发参差不齐，有点火了：“你拿我的头练兵啊?”我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大着胆子说：“您是党校校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在您头上练，那应在谁头上练?”他哑巴了。在那个时代，人们成天喊着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把这“口号”派上了用场。我的师傅赶忙过来打圆场：“小于是个勤快好学的青年，是个好孩子啊。”边说边为他修理，最终，他还是满意而去。

　　由于我勤奋好学，表现很突出，所以在公司人缘好，朋友多。但记得那时有一位同事总是跟我闹别扭，我们都从农村出来，又一起分配到理发店工作。他爹是南下干部，在南方工作，很小就把他送回老家东平，陪他农村的母亲。不知何故，我们俩有点水火不相容的架势，事实上是他与我作对。1976年唐山地震那会儿，山东也有余震，几次半夜爬起来往外跑，我都让着他，他却不领情，觉得这是应该的事儿。我常常在想：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同的缘故吗?我是个比较谦和的人，一个屋檐下相处，很想和他搞好关系，但我也知道父亲的历史问题，凡事我都让着他三分。但还是不行，后来听同事告诉我，他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的勤奋好学，在这小公司是出了名的。业余时间，我就搞搞技术革新，把坏掉的剃刀加以修理，有时还加以改造，改造后的剃刀很好用，师傅们很高兴。闲暇无事，读些无线电的书，还学会了修理录音机。有一天，商业局张副局长的收音机坏了，不知怎么知道我会修理，就把收音机送到了理发店，幸好不是大毛病，几天后我给他修好了，他高兴得不得了。

　　公司常常抽我去帮忙，在办公室写标语，做宣传工作。后来，公司成立技术革新小组，我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被调去干了技术员，一直干到高考。1977年12月，我抽出时间参加了高考，被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录取，从此改行不再理发，离开了东平饮食服务公司。

　　和我一起去理发店工作的同事有十个人，后来大多都改行，现在只有一个同事仍在以理发为生。虽然离开了理发店，但理发技术始终都没有丢，那是我为朋友和同学服务的工具。离开了理发店，但我经常回到那里看看，顺便免费理个发。那位总和我作对的同事也渐渐和我缓和了关系，后来他调到其他部门，我回国后听说他患癌症去世了，真是很可惜。

　　赶上了好时代考上大学，应该说是我人生的重大转变。我渴望读书，渴望上进。离开学的日子还有两天，我就去了大学报到，得到了班主任的赏识，让我当了第六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张新明，我们的关系处得不错。我把副组长当作正组长来干，副组长一干就是三年，每年的三好学生中都有我。在学校什么事我都积极参与，凡事都抢着先做、多干，业余时间为同学理发，体育活动积极参加，我喜欢长跑，参加过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直到毕业那年才把我升为组长。这么一个组长我当得很认真、很积极，因为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大学期间同学们读书的劲头很高，那时的学习气氛相当好，谁要是晚上十点钟就上床睡觉，大家都会笑话他，我也不例外。

　　上大学时我有一个理想就是入党，改变一下家里的政治面貌。当时老家东平夏谢村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已经宣布为我父亲平反了。1982年1月临毕业时，我光荣入党，被分配到山东省肿瘤防治研究院工作。大学的生活记忆犹新，赵述江指导员是我的好老师，他对我很好，没有他，我不可能入党，我是全校唯一的小组长入党的先例。后来我赴美留学，没有保留党籍，归来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

　　那个年代，多数人在省级医院工作就已经满足了，我们77级这几个人都不安心在医院工作，报考了研究生。1985年开始读研后，几乎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在复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和托福，就是要努力出国读博士，出国是研究生每天必聊的话题。我是核医学的研究生，主要是临床应用，核医学是门新兴的学科，牵涉到很多基础学科，如化学、放射物理、核放射学。我主要研究放射药物的临床显像与应用，比其他的临床学科要复杂，学习起来要难得多，但我觉得很有趣。

　　三年后，我毕业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在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分配中，我是较满意的。我于1988年7月份研究生毕业，9月就晋升为主治医师。中日友好医院的同事对我不错，都拿我当朋友，叫我老于，1989年我又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来用于研究肿瘤阳性显像剂，应当说在中日友好医院干得得心应手。